最近，硅谷流行一种名为“touch grass party”的聚会。参与者必须关掉屏幕，去户外摸草，唯一规则是不谈论人工智能。因为在他们看来，其他所有地方都已被AI“感染”。这群掌握着最先进技术的人，最终需要靠触摸草地来确认自己仍生活在现实之中。这种荒诞现象背后，隐藏着科技圈深层的集体焦虑。
AI原本承诺为人类节省时间，但现实却截然相反。工程师们工作到凌晨，创始人带着永不关机的电脑去接孩子、去度假。智能体每隔十分钟就会追问“下一步做什么”。人们造出了不会疲倦的机器，随后开始按照机器的速度要求自己。整个科技圈陷入一场被生产力叙事掩盖的集体性抑郁——他们既是造浪者，也是溺水者。
更深层的焦虑来自“永久底层”。这个词最先刺痛的是那些最接近AI核心的人。他们担心未来的阶层位置会被永久冻结，错过当下窗口就再也拿不到通往新世界的船票。于是，创业、做网红、经营影响力，都带有末日自救的意味。AI让他们同时成为浪尖上的弄潮儿和即将被淹没的落水者。
有一篇文章将这种情绪推向了更深处。文章开头，一个年轻人坐在通勤火车上，面无表情地谈论了半小时EBITDA、利润率和成本结构；电话结束后，他从包里拿出两根编织针，给侄女织一顶粉红色帽子，眼睛第一次亮了起来。作者认为，现代知识工作已发展成一种“工作主义”：人们把过去从宗教、志业和共同体中获得的意义，强行塞进办公室、幻灯片和季度目标里。哪怕许多工作毫无真实价值，只要所有人每天登录、加班、开会，它就能维持重要的幻觉。AI智能体的出现，又抽走了工作里最后一点属于人的东西：亲手完成、共同争论、笨拙探索，以及和同事一起熬过“混乱中段”的经历。
这篇文章问的已经不只是AI会抢走多少岗位。它问的是一件更早发生、也更贴身的事：在工作尚未消失之前，我们为什么已经失去了做人的感觉？工作主义真正高明之处在于：它被制造出来，分散人们对灵魂空洞的注意力。它让有才华的人继续走进办公室，用做小儿心脏手术般的严肃劲头，为报告、战略文件和品牌重塑争得不可开交。但工作主义有一个弱点：它和宗教一样，靠信仰压过逻辑。要是有什么东西威胁到这种信仰，会发生什么？AI也许会给人类一次亲眼见证的机会。
关键所在是“混乱中段有什么价值”。知识工作岗位吸引人的一点在于共同体：能和兴趣相近、志同道合的人待在一起，和他人合作解决问题。讽刺的是，越来越多高管梦想着配备一群智能体和大语言模型的员工组织，再也不必为了收集信息、构思或执行项目而彼此协作。但有时，凌乱的低效并非缺陷，而是一种功能。正如法国思想家德波所言，逃离景观的可能性在于有意识的行动：不向智能体提问，而是打电话和同事一起把问题聊透；以老办法做事，允许漫游和探索，知道这样会慢一些，却可能产出更具人性的东西。凡是能保住工作最初之所以值得去做的那些要素的行动，都算数。
科技圈的幻灭，本质上是对技术理性与人性需求之间矛盾的觉醒。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被自己创造的机器异化时，触摸草地、织帽子、打电话聊天，这些看似“低效”的行为反而成了对抗虚无的武器。或许，AI带来的最大启示不是效率提升，而是迫使人类重新思考：什么才是值得过的生活？